长视频 |《雄安红色往事》① 当兵去

在基本要素的刚性约束下，中国又怎么能利用市场机制特别是国际市场整合要素，优化资源配置呢?如果无法利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又怎么能够提高效益呢?没有效益的提高，怎么去和别国竞争呢?因此我的判断是：不管有没有WTO，中国的农业都已经到了不可维持的地步。

二是贷款利率固定、低息互助。三是政府实行储蓄奖励。

德国的社会福利住房是在政府的资助下，由个人、非营利住宅公司、教会、自治团体建造，向多子女家庭、残疾人、低收入者以及养老金少或领救济金的居民出售或出租的住宅，包括大中型企业用自有资金建造并在税收方面得到国家优惠的职工住宅。另外，德国税务上在购房建房方面给以很大的免税政策，以鼓励私人建房，鼓励私人按市场价格购房。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9年12月27日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对中国楼价飞涨表示关注，并明确说囤积楼盘和地盘以及哄抬房价是非法行为。同时，房地产已经占了GDP的6%。他说：只要政府有决心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统筹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制定长远的规划和政策，使中国的房地产有一个稳定发展的局面，这是可以做到的。

战后德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比较健全，而且社会福利住房解决得很好，因为德国政府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德国并不把房地产看成是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说，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不是德国政府的首要考量，民众的居住权、和谐社会才是德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最大考量。联邦法律规定，对于因经济收入低，或某一民族、信仰某一宗教，或孩子多等原因导致找不到房子的家庭，政府有提供社会福利住房的职责。2008年与1978年相比，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提高了26%，肉类消费接近原来的五倍，食用油五倍以上，水产品七倍，牛奶、水果二十多倍。

1952年和1978年，中国人均GDP 按当时汇率计算，分别只有36美元和220美元，各自只相当于美国人均GDP 的1.6%和2.1%.2008年，人均GDP 合3260美元，是美国的7.2%.中国已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及国家统计局数据，下同）。政府行政管理成本上升，效率下降。另外，决策者没有给市场经济发育提供时间和条件，而是一夜之间打碎了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造成经济瘫痪，带来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十年经济大衰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任务以来，历届党代表大会都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这不等于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无限期推迟或半途而废。韩国的高增长维持了三十余年，也于90年代起进入较低增长阶段。

而如果没有消费的同步增长来吸收新增供给，就会造成产能过剩，对继续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使投资低于储蓄，表现为内需不足。改革以后的30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8%，经济总量（PPP ）占世界比重升至10.9%.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成就令人瞩目。应该是一个全民共享发展成果，而不允许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巧取豪夺，侵占社会公众利益的体制。麦迪森，2008，《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最近几年，社会保障和服务方面有了明显改善。并通过引进外资，扩大了资本投入，提高了技术和管理水平。但城市化率只上升到17.9%，仍停留在城市化初期阶段。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

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持续性怎样，还没有确定的答案。在中国过去的30年中，向市场经济有序转轨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尽管半世纪前中国人均收入极低，但经济总量（GDP ）在1960年还排在世界第五位。科技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没有缩小，许多方面还在扩大。

据估算，改革期间人力资本增长（包括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9个百分点（见王小鲁等，2009）。尽管经济增长率达到6.1%，但效率很低，浪费严重，大多数工业产品停留在50年代从前苏联引进时的模式，二十多年没有更新换代。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作用下，就促进了储蓄率的提高至此，税收法定的基本政治原则已经确立下来了。韦森：钱从哪里来？你在经济危机到来时，最好刺激经济的措施不是政府替企业、替老百姓花钱，而是把钱留给民间，留给企业，让它们有自我增长的基础。收税的时候不用告诉民众，不经民众及其选出的代表同意，花到哪儿去民众也管不着，这咋行？这要出问题的呀。

另外，政府还有100多万亿的国有资产，是居民全部资产的3倍多，我们这个政府是多强大啊。故现在一定要让全国普通民众和领导层都要认识到，不能再把税收增长作为各级政府的一个政绩来考核了。

概言之，只有政府的公权力尤其是财政收支权受到真正和实质性的制约了，才能谈现代民主转型，才能构建出一个真正的法治下良序社会。主持人：今年1到9月份，中国外贸出口下降21.3%，但是8月份税收比去年同期增加36.5%，9月份竟然又增加33%，单消费一项8月份增加75%。

同样，北美殖民地的宣告独立，也缘起于英国殖民者向殖民地人民的随意征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乖张的现象呢？从深层次来说，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在作怪：政府的财政收入越多越好。

第二，从宏观经济学上来看，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盈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譬如，他的第一个是8500个亿美元的刺激经济计划中，其中有3500个亿是减税。甚至到9月份，政府前三季度的累计财政收入是51519亿元，而同一时期政府的财政支出是45203亿元，财政盈余竟然扩大到6316亿元。这说到底都是把仅仅税收和财政收入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错误认识在作祟呀。

当今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政府权力统御下的传统社会，还不是良好法治下的文明秩序。韦森：我可不这样乐观。

宪政民主政制的核心是限制政府征税权，是政府的财政支出要透明，要受议会代表的实质性地制约和投票批准。未来中国民主政制建设的逻辑起点主持人：那么，走向良好法治下的文明社会的关键点在那里？韦森：前几年我一直认为，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个选举权和公民社会的问题。

我们搞的是建设财政，政府当然要有钱。这意味着有一半的中国中小企业是处于停产状态。

现在，政府就没有理由再聚敛那么多的钱，尤其是在当前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和中国宏观经济严峻格局中，政府更没有必要在大幅度地增加税收了。之前，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只征收关税。今年年初财政部长谢旭人还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说，减税是个馊主意，因为国家面临经济困难，经济刺激计划需要钱。主持人：中国各级政府很难接受减税的建议。

话说回来，到底中国的宏观政策是怎样制定的？谁在做决策？这都是个问号。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

2008年他写了一本新书：《繁荣的终结：高税收如何毁灭经济——如果我们任其发展下去》，在这本书中，拉弗批评美国税收太高了，说应该减税，以恢复经济增长。主持人：恐怕不能否认，随着社会越来越现代化，在西方国家确实出现了政府占GDP份额越来越大的趋势。

韦森：现在要从建设财政转向公共财政。韦森：是啊，这就是经济学上所常说的瓦格纳定律。